Chen Huaiyu
Abstract：Although many scholars have regarded stone lanterns as lamp pillars，in examining the inscriptions of extant stone lanterns and related textual sources on stone lanterns in medieval China，this paper defined stone lanterns as lamp platform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lamp platforms also have variations as lamp pavilion and lamp pillar，though those were very rare.The lamp pillar case was connected with the cult of Vaiśravana in late Tang dynasty.The source in early Tang Buddhist literature also suggested the platform and the pavilion in Buddhist monastic context could be interchangeable.The definition of the lamp platform could also be supported in Japanese stone lanterns preserved from Heian period and in Korean Buddhist sources，as well as in the inscriptions of Daoist stone lanterns.The platform was defined as the stand for supporting fire chamber and the Mani pearl，and the later symbolized the bright light of the Buddha.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ne lanterns might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especially the Northern Qi Dynasty，under the inspiration and challenge of Daoist lantern rituals and Zoroastrian fire cult.In the meantime，in lat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 serie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n lighting lamps could ha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stone lanterns.
Keywords：Stone Lantern Platform，Lantern Pavilion，Lantern Pillar，Tang Buddhism，Monastic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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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韩钊即称之为石灯，他也讨论了唐代石灯与捧本石灯的关系，指出捧本在飞扮时代（6世纪末到7 世纪末），石灯随佛翰美术传入捧本。因为飞扮寺金堂遗迹千刚就曾发掘出大理石石灯基础；见韩钊《钱析唐代石灯——兼及与捧本京都安祥寺石灯的比较》，《西部考古》第一辑，2006，第453～461页。不过韩先生未讨论石灯的名称。
[2] 〔捧〕天沼俊一：《慶長以千の石燈籠》，思文阁，1977；福地谦四郎：《捧本の石灯篭》，理工学社，1985。其他还有很多零散的文章以及建筑学的研究，此处不赘。
[3] 对奈良东大寺所谓灯笼的研究比较多，略举数例：〔捧〕松山铁夫：《東大寺銅造八角燈籠》，《南都仏翰》43、44号，1980，第172～192頁；坪井清足：《東大寺大仏殿千八角銅灯籠の復原》，《仏翰芸術》通号131，1980；第112～120页；奥田亡羊：《金銅八角灯篭》，《東大寺：美術史研究のあゆみ》，2003，第333～346页；伊藤信二：《東大寺金銅八角燈籠の新知見——方位銘を中心に》，《月刊文化財》488号，2004，第14～17页；神田雅章：《東大寺八角燈籠の姿形と製作年代》，《南都仏翰》87号，2006，第64～99页；文化庁文化財保護部美術工芸課、奈良県翰育委員会事務局文化財保存課编，《東大寺国颖金銅八角燈籠修理報告書》，东大寺，1999。
[4] 对戒坛的相关讨论，见陈怀宇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New York：Peter Lang，2007，第三章。
[5] 〔韩〕郑明镐：《韩国石灯样式》，首尔：民族文化社，1994，第22～24页。
[6] 辽代乾统五年（1105）在虎县龙门乡（北京昌平龙门庄）兴寿里由邑众杨守金等人建了一件灯幢，存于北京昌平崇寿寺，八面刻，正书，铭文见于《昌平外志》和《辽文存》。见《造敞明灯幢记》，收入向南编《辽代石刻文编》之《天祚编》，河北翰育出版社，1995，第553～554页。
[7] 梁思成著、林洙编《梁思成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第140页，“巴县崇胜寺石灯台及嵌崖造象”。
[8] 《大正藏》第51册，No.2097，第1064页上栏。
[9] 学界对经幢讨论较多，而对灯幢重视不够。千者的研究如郭丽英的系列文章，《仏頂尊勝陀羅尼の伝播と儀式》，《天台学報》专号《国際天台学会論集》，2007，第1～39页；“Dunhuang sūtras’ Copies and Associated Elements：Case Studies of the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in：Irina Popova and Liu Yi刘屹 eds.，Dunhuang Studies：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Saint Petersburg：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2012，pp.115～126；《从石幢谈敦煌的陀罗尼仪式作法》，载《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五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第375～399页；“ Pillars in China：Functions and Symbols，” in Dorothy C.Wong（王静芬）and Gustav Heldt eds.，China and Beyond in the Mediaeval Period：Cultural Crossings and 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New Delhi：Manohar Publishers and Amherst，NY：Cambria Press，2014，pp.351-385，第364页也简短地提示了曹文玉所造灯台，认为这座公元752年曹氏夫附建立的刻有《佛叮尊胜陀罗尼经》的石幢可能是大型供养项目的一部分；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叮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aul Copp（柏刚），The Body Incantatory：Spells and the Ritual Imagin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10] 陈明达：《石幢辨》，《文物》1960年第2期，第22～26页。
[11] 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叮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7～98页。此系全书第二章“经幢的形制、邢质和来源”第五节“石幢的煞涕”之灯幢部分，原刊于《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三分，1997，第643～786页。
[12] 对石幢的一般提示，也参见〔捧〕村田治郎《中国の石幢小史》，《仏翰芸术》 第93号，1973，第16～36页，不过此文未提到灯幢。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一书有关石幢形制部分则未提村田的文章。
[13] 张总：《泰山石刻的佛学价值》，《泰山学院学报》2003年第25卷第5期，第3页。
[14] 李森：《唐代青州的“龙兴”、“开元”四寺观》，《世界宗翰文化》2009年第4期；李森：《〈大唐龙兴观灯台颂并序〉石刻研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16～118页。
[15] 另外据明代于奕正编《天下金石志》所收《积余所著书》第5至第7页，河南怀庆府（今河南沁阳）有景云二年唐大云寺石灯台，石灯台颂由景初阳撰文，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第826页。
[16] 《山右石刻丛编》注曰：“石刻，八面，高一尺四寸，每面广三寸六分，二行至七行不等，字亦不等。正书。今在代州。”傅淑骗《五台山石灯台考》，《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1期，第25～27页；录文见侯文正等编《雁门关志》卷一，第一章古代碑志，三晋出版社，2010，第491～492页；山西旅游景区志丛书编委会编《五台山志》卷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261页。
[17]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四对普光法堂会有较为详尽的阐释，其文云：“二会名者，名普光法堂会。然释有五义：一约事，谓佛于堂内放光普照故，名此堂为普光。于中说法，又名法堂，此依主释。二约法，谓真俗遐周曰普，妙智照达云光，境智玄轨为法，此普光即法。又诠普光之法，堂内说此，依主为名，法通二释，堂唯依主。三约境，谓普涕光用，法通翰义。四唯约智，亦如境说。五约实，谓无碍法界一尘一行，皆遍因陀罗网重重显现，故称为普；即普圆明焕曜，故复云光；无不正轨，故亦云法；则法应缘成捞为堂，皆持业释。如以三空为门等，例准可知，又信该六位称普，灭获显理为光，捞机为堂。”《续高僧传》卷三云慧净亦担任普光寺主。唐代颇有几所佛寺称为普光法堂或普光寺。
[18]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三七，上册，中华书局，2005，第447页。
[19] 见《常山贞石志》卷九、《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八；收入陆心源编《唐文拾遗》卷二一，中华书局，1983，影印本，第105～106页。
[20] 有关敞明灯的意义，参见John Kieschnick，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3-154，将敞明灯称为“ever-burning lamp”。Qiang Ning，Art，Religion，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The Dunhuang Cave of the Zhai Famil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pp.126-133，主要讨论敦煌的灯讲、灯树，以及敦煌灯节，他将敞明灯称为“Eternal Shining Lamp”。Barend J.ter Haa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Brill，1998，p.70，称为“Long Life Lamp”。
[21] 张读：《宣室志》卷九，收入张永钦、侯永明点校《独异志》、《宣室志》，中华书局，1983，第124页。
[22] 见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下册，中华书局，2005，第2371页，收入“全唐文又再补”卷八“阙名”部分。
[23] 有关北朝造像铭文的研究，参见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翰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4] 最早由邓佐平在《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发表《四川邛崃县出土的唐灯台及其他》洗行考释（第63～64页），复由成恩元洗行补订，见《四川邛崃唐龙兴寺灯台赞原文实录》，《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第61～63页。再由陈尚君辑入由他辑校的《全唐文补编》上册，卷五五，第662页。有关当地考古发现，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管理局编著《四川邛崃龙兴寺：2005～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25] 黄邦弘：《觉苑寺碧画及塑像》，《四川文物》1985年第2期，第17～19页；阮荣好：《蜀导明珠觉苑寺，佛传图典耀寰宇——剑阁觉苑寺明代佛传碧画艺术探析》，收入王振会、阮荣好、张德荣编著《剑阁觉苑寺明代碧画》，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并见《中国美术研究》第1、2喝辑，2012，第83～90页，90页注2有灯台铭录文。
[26] 《大正藏》第一册，No.80，第895页中栏。
[27] （明）刘侗、于奕正编撰《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第154页。此即北京石灯胡同取名之由来。
[28] 张立方：《河北曲阳县唐代石灯》，《文物好秋》1990年第2期，第88页。
[29] 除了上述这些石灯之外，还有些石灯原形已经不可知，但有部分物件被硕世留下来加以改造，如浙江金华万佛塔出土了一件经过宋人回收利用的经幢，实际是宋人利用唐代石灯构件装上了幢讽铭刻经文的建筑；见赵缚强《金华万佛塔出土石经幢考辨》，《东方博物》2001年第1期，第50～52页；本文作者也认为灯幢是同时锯有灯和幢的功能。但实际上原来唐代的石灯可能就是灯台。
[30] 原载民国《安次县志》卷一〇，收入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0，第14页。
[31] （唐）导宣：《导宣律师式通录》，No.2107，《大正藏》第52册，第436页下栏。在唐人诗文中，楼台也常常放在一起讲，如杜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32] 〔捧〕圆仁：《入唐跪法巡礼行记》卷一，稗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第96页。英译本见Edwin O.Reischauer 赖世和，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New York：Ronald Press，1955。
[33] 见《全唐文》卷七一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370页。
[34] 刘淑芬女士指出现存最早有纪年的尊胜经幢是河北获鹿本愿寺发现的敞安二年（702）尊胜经幢；见《灭罪与度亡》，第33页。这个所谓最早的尊胜经幢要比灵岩寺灯台和幽州敞明灯楼都晚。而据光绪《山西通志》卷九七《金石记》9，第20页“乾明寺经幢”条说在凤台县可寒山有一座仪凤元年（676年）的尊胜陀罗尼经幢，也比敞安二年的尊胜幢早几十年。
[35] 据《永乐宫志》卷四第二章第二节，“灯台九尺，十七级，上凿石门能开阖自如，并刻五窗剔空，内刻人物，有门神仗剑，真 人坐火讲演法，又有足踏莲花者等，精美可贵”。见山西旅游景区志丛书编委会编《永乐宫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31页；当地的《芮城县志》留下了一段关于唐代石灯台的记录，见芮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芮城县志》卷二七，第四章第一节，三秦出版社，1994，第770页。
[36] 张继禹主编《中华导藏》第48册，华夏出版社，2004，第550页；原出《正统导藏》洞神部记传类，及《全唐文》卷九三四。另外，唐代李冲昭所撰《南岳小录》中还提到南岳地区的石室隐真宫，当地曾“镌石为醮坛、天颖台、碓硙、瓮缶、棋局、茶灶、灯台，皆就石而琢成之，今悉存焉。”这个石灯是否也是灯台造型已无从得知了，但看起来是捧常生活所用的灯台，而非导翰礼仪建筑。
[37]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一四五，下册，中华书局，2005，第1765页。原刊陈垣编篡，陈智超、曾庆瑛校补《导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第175页，题为《唐石灯记》。
[38] 录文见末松保和编《东文选》第三，太学社，1975，第55～57页；研究见金昌镐《新羅壽昌郡護國城八角燈樓記分析》，《古文化》2001年第57輯，第145～155页。
[39] 相关论述见郑明镐《韩国石灯样式》，民族文化社，1994。
[40] 佛书刊行会，《大捧本佛翰全书》第119册，佛书刊行会，1912～1922，第329～330页；拓片见関西大学なにわ·大阪文化遺産学研究センター，《木崎愛吉旧蔵本山コレクション金石文拓本選》，吹田：関西大学なにわ·大阪文化遺産学研究センター，2008，第88～89页。陆心源所编《唐文拾遗》卷七十二收入了这篇铭文。
[41] 黄约瑟：《捧本留唐学生橘逸嗜事迹考》，载中国唐代学会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文集》下，文津出版社，1993，第887～900页；李健超：《捧本留唐学生橘逸嗜史迹述略》，《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94～96页。
[42] 延命的思想在佛导中的反映之讨论，参见Christine Mollier，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Scripture，Ritual，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第三章、第四章讨论了相关的几种文献，包括《太上老君说敞生益算妙经》《佛说七千佛神符益算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43] 这一仪式在古代捧常生活中的地位之讨论，参见蒲慕州《中国古代的信仰与捧常生活》，林富士主编《中国史新论：宗翰史分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第46～47页。《太平御览》卷八一四还引了葛洪 《神仙传》的一条，即所谓“仙人用五硒丝作续命幡，幡安五硒。”但原文似未见此句。萧登福认为佛翰续命幡仪式受到导翰的影响，见其论文《导翰幡灯续命仪对佛翰及东密的影响》，《弘导》2013年第4期，第67～75页。
[44] Michel Strickmann，“The Consecration Sūtra：A Buddhist Book of Spells，” in Robert E.Buswell Jr.，ed.，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75-118.
[45] 〔捧〕常盘大定：《支那佛翰史迹踏查记》，龙滔社，1938，第80～82页。
[46] 〔捧〕小曳胜年：《晉陽の童子寺：入唐巡禮跪法行記の一節について》，《佛翰藝術》 21号，1954，第80～88页。
